共 13 条公开笔记
1415年的《德·韦哥地图》、绘于1489年的《马尔特鲁斯地图》等,这些地图均被现代技术鉴定为真迹
《德·韦哥地图》:地图在1911年被重新发现后,由维也纳大学的弗朗茨·冯·维泽尔(Franz von Wieser)教授监督进行了“鉴定与拍摄”。当时产生的“经鉴定的照片”至今仍是大英图书馆保存的主要视觉证据。这是一种基于专家学识和影像存档的传统学术鉴定,而非对羊皮纸、墨迹进行物理或化学分析的现代科技检测。
因为自19世纪以来,“世界市场”“世界经济”的开端总是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开端。正是这种粗浅的看法,使得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被简单地理解为“发展资本主义”,于是人们总是忘记了所谓“资本主义”的根本动力,就是极少数人垄断支配国际信用体系以追求资本积累和利润率,与之相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贸易规模的扩大,充其量只不过是资本积累的手段之一,而绝非资本主义的目的。
获得在全球结构中资本积累的有利位置,就可以把全球结构运动的利润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而把代价、结构运动的“增熵”扩散到整个结构中去。毫无疑问的是,资本积累模式是对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均衡的破坏。换句话说,世界资本中心总是遵循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并通过一系列制度性的框架把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剩余集中在自己手里。
在整个“漫长的16世纪”,欧洲和西方都是很落后的,与19世纪的欧洲中心主义相反,那时贫穷的欧洲总希望攀上东方、亚洲和中国这样的富亲戚,希望跟东方拉上关系。所以,那个时期的欧洲反而是具备“世界”和“世界史”视野的,“漫长的16世纪”可以说是“西方急于跟东方拉关系的历史”,那个时候西方人甚至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东方杂种”。这种愿望在1911年出版的《牛津简明英语词典》关于“东方”的条目中暴露无遗——“东...
在当今世界,可能没有一个词比“文明”或“文化”更含糊不清、更容易造成误导的了。学术界长期运用“文化比较”“文明比较”这样的范式从事研究,是要通过比较的方式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确立某一种文化的本质。我认为,这样的思考方式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它很容易造成巨大的误导。误导之一就是通过纸上谈兵的“文化差别”,实际上掩盖了这个世界上强与弱、贫与富的差别,而后者才是真正的、根本的差别,它造成的实际结果,就是...
自16世纪以来,除了利用那些基层的社会渣滓作为非正式的税官(胥吏)鱼肉乡里外,中国国家根本就没有接近过村落,在这个意义上,16世纪以来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建立在浮萍般无组织、无依靠的小农社会的沙洲之上的,国民党政府当然也不能例外。
土地被分割成鱼鳞状的小块,农民将如此小块的土地作为借贷的担保,土地产权从不清楚,这就必然造成高利贷盛行,高利贷导致中国农村的贫富差别乃是“生死的差别”,农村剥削之实质是信贷剥削,而非简单的劳动力地租剥削。
分析有余,概括不足,不能自拔于史实。因为没有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没有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没有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也就不能解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样就变成了见木不见林,只见事实,不见发展、变化、运动的逻辑。历史的实质全在变化,而这样的历史研究,非但不关心历史变化之所以然,而且更不理会现实变化之所以然,只是用了几本中国古书和外国新书的知识,乃至名人轶事,去批评、点缀和套用现实的变化,这种对...
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目标在于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间”,金融家的根本目标则在于通过债务关系攫取最大利润,至于是否采用上述三种“资本主义”方式,那完全要视其是否有利于这两个根本目标之达成而定。
我们要理解叶适上面这些话,其实只要读读《水浒传》——甚至只需认清其中宋江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就足够了。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种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另一种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